元朝在云南设立行省，置郡县、署守令、行赋役、施教化，发展与内地的驿站交通以后，其经济文化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首先就农业来说，在元朝政府的倡导下，水稻及其它农作物的种植地区迅速扩大，水利灌溉工程显著增加。如以云南行省所在地的中庆(今昆明)来说，赛典赤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以后，即将内地稻子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引进云南，他“教民播种，为陂池以备水旱”【1】。张立道为云南大理等处巡行劝农使，役丁夫二千人治昆明池(即滇池)，“洩其水，得壤地万余顷，皆为良田”【2】。《马可波罗行纪》记载：“押赤(《元史》写作押赤或鸭赤，皆为昆明)城大而名贵”，“颇有米麦”【3】。说明中庆成为元代云南行省的省府之后，无论是农田或是水利都有空前的发展。
元朝统一云南以前，云南少数民族
之人，“虽知蚕桑而未得其法”。张立道为云南大理等处巡行劝农使时，教之饲养之法，“收利十倍于旧，云南之人由是益富庶”【4】。
从赛典赤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起，就积极在云南实行屯田，如“赛典赤令爱鲁疆理永昌，增田为多。至元十一年，阅中庆版籍，得隐户万余，以四千户即其地屯田”【5】。《元史·兵志三》记载云南行省所辖军民屯田有十二处：1、威楚提举司屯田；2、大理金齿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军民屯；3、鹤庆路军民屯田；4、武定路总管府军屯；5、威楚路军民屯田；6、中庆路军民屯田；7、曲靖等处宣慰司兼管军万户府军民屯田；8、乌撒宣慰司军民屯田；9、临安宣慰司兼管军万户府军民屯田；10、梁千户翼军屯；11、罗罗斯宣慰司兼管军万户府军民屯田；12、乌蒙等处屯田总管府军屯。都是在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二年(1275年)以后逐步置立的”【6】。 其中所谓“官给无主荒田”或“官给荒田”及“官给田”，也是元朝统一云南之后新开垦出来的土地。说明云南自建立行省，直接置于中央政权的统一管辖之日起， 无论是军屯或是民屯，都发展很快，而且比较普遍。这对云南地区农业的发展，封建地主制的确立，从而形成与中原内地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显然有利。
元朝在云南各地屯田，初为拘刷漏籍人户充民屯，继而于
军内拨户立军屯。及至元世祖忽必烈平定南宋，实现全国大统一之后，云南和海南、海北等地，都属于“边徹襟喉之地”，元朝“欲因之置军旅于蛮夷腹心，以控扼之”【7】。因而在云南从事军屯的，不只是有军人，而且更有汉军、新附军(降附的南宋军)、探马赤军(诸部族军)、蒙古军等。如元朝于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十月“增兵镇守金齿国，以其地民户刚狠，旧尝以汉军，新附军三千人戍守，今再调探马赤、蒙古军二千人，令药刺海率赴之”【8】。至元二十二年十月，“遣雪雪的斤领畏兀儿户一千戍合刺章”【9】。这里所讲的“合刺章”，指的也是云南地区。说明元朝统一云南之后，镇守云南的军人，不只是有汉人和蒙古人，同时也有畏兀儿人，这不但有助于云南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同时也有助于各民族之间互相凝聚，相互融合。
至元三十年(1293年)，“梁王遣使诣云南行省言，以汉军一千人置立屯田。三十一年，发三百人备镇戍巡逻，止存七百人，于乌蒙屯田，后迁于新兴州，为田三千七百八十九双”【10】。又如延祐三年(1316年)，立乌蒙军屯。“先是云南行省言：‘乌蒙乃云南咽喉之地，别无屯戍军马，其地广阔，土脉膏腴，皆有古昔屯田之蹟，乞发畏吾儿及新附汉军屯田镇遏’。至是从之。为户军五千人，为田一千二百五十顷”【11】。这些镇戍在云南边缴要地的“畏吾儿”和汉军、新附军，经过长期的镇守，起初为了解决“戍军粮饷不足”，随营地立屯，以资军饷，久而久之，便逐渐成为屯田定居的军户，到了明初元末。这些人便成为云南民族构成中的组成部分【12】，他们与云南的“土军”和土著之民，为开发元朝的西南边疆，共同促进云南的经济发展，都有可贵的贡献。
元 代云南也是一个出产良马之地，《马可波罗行纪》说哈刺章州“亦产良马”。《元史·兵志》有“太仆之马……南暨云南等地”的记载。《元史·文宗纪四》也说 “亦奚不薛之地有牧国马”。《大元一统志》说云南威楚路“水甘草茂，最宜畜牧”；“乌撒泉甘土肥，宜育马羊”。说明元代云南地区的畜牧业比较发达。
云南矿产丰富，其中单是曲靖路输金就多达三千五百五十两【13】。以元文宗天历元年岁课为例，当时全国共课铜二千三百八十斤，全部出自云南所产【14】，由云南征收的淘金税多达一百八十四锭，占全国总征收数的三分之一。《马可波罗行纪》说哈刺章州，其地有盐井而取盐于其中，其地之人皆恃此盐为活，国王赖此盐收入甚巨。
随着农牧业、手工业和冶炼业的发展，云南的商业也相应地活跃起来。当时云南的押赤(即今昆明市)“城大而名贵，商工甚众”【15】。元代程钜夫撰的《平云南碑》亦提到：“我吏我民，我工我商，万国一家，孰为要荒”【16】。元朝临安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所在的“曲陀关”(在今云南通海县西城公社西北三十里)，到元仁宗“皇庆、延祐间，人物繁盛，市肆辏辐”【17】。到云南做生意的商人，有的来自江南，他们到云南“或换金子或换马”【18】。
元以前，云南子弟很少或不知攻读儒家的经典，所以也“未知尊孔子”，而只知“教童子，多读佛书”。其“俊秀者，颇能书，有晋人笔意”，因此，“祀王逸少(羲之)为先师”【19】。这是与南诏、大理割据一方，与中原内地“车书不一”，因而对孔子及其儒家经典知之甚少或根本“未知”之故。
元朝统一云南之后，文轨混一，孔子及其所创之儒家文化随即由中原内地传到云南地区。元朝第一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赛典赤到任以后，“创建孔子庙，明伦堂，购经史，授学田”，以兴文风【20】。张立道为中庆路总管，同样“建孔子庙”置学会，劝士人子弟以学，择蜀士之贤者，迎以为弟子师，岁月时率诸生行释菜礼，人习礼让，风俗稍变矣【21】。赛典赤之子忽辛为云南行省右丞，复在诸郡邑遍立学校，选文学之士为之教官，文风大兴【22】。
与此同时，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十九年夏四月，“命云南诸路皆建学以祀先圣”【23】。这里所谓“命云南诸路皆建学以祀先圣”，就是令云南“各路设教官，建儒学”【24】。这是因为“自汉以来，释奠先师，皆于孔子，至唐太宗遂诏州县学悉立孔子庙”。元代“仍先代旧制，凡天下郡县莫不有学，学皆有孔子庙”【25】。孔庙与儒学紧密结合，因此，元人常称儒学为庙学。
自元世祖云南诸路建立儒学以后，大理亦建立“圣像堂堂，从事穆之”的庙学【26】。在云南咽喉之地的乌蒙地区所建立的儒学，直到明宣德年间(1426—1435年)其“文庙(即孔庙)”犹存【27】。
不仅如此，在“东厄(扼)郊(交)趾，西制新嶍(今玉溪、峨山)”的云南军事要地曲陀关(今云南通海县城西北)，亦建有儒学。据说“阿帖木蒙古右旃为边将”时，曾于此修建儒学，“讲经论史”【28】。在今云南通海县蒙古族所在的新蒙大队，还有一块《都元帅府建文庙碑》，就是歌颂蒙古都元帅阿喇贴木耳“崇尚斯文，投戈讲道，能为人之所不能者”【29】。跟随阿喇贴木耳来到滇南的蒙古族士兵和的贡献。劳动人民，他们为滇南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可贵。
元 世祖忽必烈平定大理和云南行省的建立，实现了南北大统一，结束了云南在我国历史上较长时间的割据状况，打破了此疆彼界的地区壁垒，建立了贯通全国各地的驿 站制度，促进了云南与中原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有利于云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史称云南在元朝统一之后，“其民衣被皇明，同于方夏，幼长少老，怡怡熙 熙，皆自忘其往陋”【30】。虽然难免溢美之词，但在元朝大一统时期，云南重新回到中央政权的直接统治之下，大量的蒙古人、汉人和色目人，或因做官，或因从军，或因屯垦，或因经商，来到云南地区，与云南“军(罗罗、白人组成的军队)”和“土著之民”包括罗罗(今彝族的先民)、白人(今白族的先民)、金齿(元代与白衣并称，今傣族先民)、么些(亦作末些、摩娑，今纳西族先民)、和泥(亦作斡泥、禾泥、与今哈尼为同名异译)、撬人(独龙族先民)、僚人、苗、瑶等相互依存，互相促进，共同开发了祖国的西南边疆，促进了云南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作者单位：内蒙古社会科学院)
注释：
【1】《元史》卷125《赛典赤瞻思丁传》。
【2】《元史》卷167《张立道传》。
【3】《马可波罗行纪》第117章《哈刺章州》。
【4】《元史》卷167《张立道传》。
【5】《元史》卷122《爱鲁传》。
【6】详见《元史》卷100《兵志三·云南行省所辖军民屯田一十二处》。
【7】《元文类》卷41《屯戍》及《屯田》条；《元史》卷100《兵志三·屯田》同。
【8】《元史》卷99《兵志二》。
【9】《元史》卷13《世祖纪十》。
【10】《元史》卷100《兵志三》。
【11】《元史》卷100《兵志三》。
【12】《明史》卷311《四川土司传一》谓明洪武平建昌诸部时，当地居民有“大头土番、回回、僰人子、白夷、么些、佫鹿、倮罗、鞑靼(即蒙古)、回纥(即回回)”诸种，《云南图经志》卷1《云南府风俗条》云：“云南土著之民，不独僰人而已，有曰罗罗、曰达达、曰色目及四方之商贾、军旅、移徙曰汉人者，杂处焉”。
【13】《元史》卷61《地理志》。
【14】《元史》卷94《食货志》。
【15】《马可波罗行纪》117章。
【16】《雪楼集》卷5《平云南碑》。
【17】《阿喇贴木耳蒙古右旃》墓志，转录自杜玉亭、陈吕范著《云南蒙古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69页附件四。
【18】《通制条格》卷18《私
》。
【19】《元史》卷125《赛典赤瞻思丁传》谓云南“子弟不知读书”，而《元史》卷167《张立道传》说：“云南未知尊孔子，祀王逸少为先师”，李京《云南志略》亦云：“教童子，多读佛书，少知六经者”。故知所谓云南“子弟不知读书”，并非全不读书，只是不知读儒家经典而已。
【20】《元史》卷125《赛典赤瞻思丁传》。
【21】《元史》卷167《张立道传》。
【22】《元史》卷125《赛典赤瞻思丁传附子忽辛传》。
【23】《元史》卷81《选举志一》。
【24】赵傅弼《创大理路文庙碑》《(道光)云南通志》卷79《学校志》。
【25】《诚意佰文集》卷6《诸暨州重修州学记》。
【26】《金石萃编未刻稿》卷上《大理新修文庙记》。
【27】《明史》卷311《四川土司传一》。
【28】 云南行中书省郎中李泰撰《都元帅修文庙碑》。载杜玉亭、陈吕范著《云南蒙古族简史》附件二：李泰撰《都元帅府修文庙碑记》。有阿喇贴木耳蒙古右旃为边将， “崇尚斯文，投戈讲道”，“讲论经史”，创建学校的记载。同书附件四：《敕授宣慰司总管始祖公讳阿喇贴木耳蒙古右旃》墓志，还有“泰定乙丑建学立师于古城 山”的记载。
【29】现存云南通海县蒙古族人民所在新蒙大队的《都元帅府建文庙碑》碑文与《新篡云南通志》卷94《金石考》14李泰撰《都元帅府修文庙碑》基本相同，杜玉亭、陈吕范著《云南蒙古简史》63—64页，对此两碑不同处作过校对。
【30】《北雪楼集》卷5《平云南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