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和内蒙古东部地区不到4个月就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地处内蒙古西部的绥远，成了日本侵略者觊觎的下一个目标。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绥远文化界的进步人士、爱国知识青年，以文艺为武器，唤起民众，投身抗日救亡的热潮。 1933年冬，绥远反帝大同盟盟员武达平（中共党员）、任子良等，在绥远中山学院读书期间，发起组织了绥远第一个文学团体：塞原社，每周出版一期墙报。 在《绥远日期》社、绥远新闻社记者袁尘影、进步教师李穆女的帮助下，塞原社成为团结爱国青年和各界人士进行抗日救亡斗争有影响的文学团体。1934年8 月，在《绥远国民日报》副刊主编、著名记者杨令德的支持下，塞原社在《绥远国民日报》副刊开辟了“塞原”专栏，发表反映抗日救亡、抨击社会黑暗的文艺作 品，如武达平的新诗《洋车夫》、章叶频的新诗《愿你做一个新时代的女性》、《光明在前》等，还发表追求真理的散文、小说、外国文艺作品等。《大公报》著名 记者徐盈还为专栏撰稿。同年12月，“塞原”第22期出版了新诗歌专号。直到1937年1月，“塞原”共出版50期，成为宣传抗日救亡的一个文艺阵地。 1936年4月，塞原社成立了“塞原新诗歌研究会”，组织爱好诗歌的进步青年，讨论新诗歌的发展方向，发展会员，指导创作。章叶频主编的《塞北诗草》旬 刊，发表了杨植霖（笔名雨三）、韩燕如（笔名吉力子）、刘洪河、西虹、克敏等文学青年的大量作品。山东诗人王亚平也寄来诗作。绥远抗战中，发表的作品更加 富有战斗性，如雨三的《杀他个斩草除根吧》、吉力子的《打回三岛去》（日本本土三岛）、《怒吼吧！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等，都产生了较大反响。其中陈一之 的《谁说好人不当兵》，呼唤人们摒弃厌恶旧军队欺压百姓的心理，号召青年当兵报国，保家卫国。其中两节写道： 谁说“好人不当兵”， 那么他一定是个糊涂虫， 在敌人侵略的下面， 已经不许我们做书生。 讲什么道德， 读什么经书， 只有战斗才能换得真正的和平。 谁说“好人不当兵”， 那他一定是别有用心， 叫我们都变成弱者， 好供他们宰割和欺哄。 讲什么礼让， 说什么镇静， 不是吧，已经断送了我们的东三省！ “塞原”和《塞北诗草》深受广大爱国学生的欢迎，被誉为“绥远文坛的巨星”，成为呼唤救亡和绥远进步文艺运动的一面旗帜。 1936年3月，章叶频、袁尘影又创办了绥远最早以女性问题为主题的刊物——《新女性》；1936年4月，由归绥中学校长霍佩心、杨令德及袁尘影、章叶 频、武达平、胡燕丘、郭良才等创办的文学半月刊《燕然》问世，引起轰动。这些都汇入了宣传救亡、呼唤救亡的时代主旋律。 1935年冬，章叶频、袁尘影和著名演员凌信之及绥远饭店的青年工人，共同创办的“漠南剧团”，业余演出抗日救亡剧目。 1937年3月，应绥远省政府之邀，人民音乐家吕骥从上海来绥参加抗战救亡运动。吕骥在绥组织各族各界爱好音乐的青年，成立了业余歌咏队，他亲自教唱救 亡歌曲。歌咏队先后学会了《义勇军进行曲》、《青年战歌》、《救亡进行曲》、《新的中国》、《民族解放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20多首救亡歌 曲。在“九一八”纪念堂（今呼和浩特市工人文化宫原址），歌咏队演唱的救亡歌曲，激发了观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热情。 同年5 月，上海“左联”负责人任白戈莅临绥远，和塞原社武达平、霍佩心等人，一起筹备成立“绥远文艺界抗敌协会”（以下简称“抗协”）。他们召开了大型文艺恳谈 会，绥远文艺界50多位知名人士参加，探讨绥远文艺界目前的任务和方向，确定了由塞原社、燕然社、小喇叭等7个文艺团体组成“绥远文艺界抗敌协会筹委 会”，5月30日在土默特高等小学校礼堂召开了成立大会。会上，霍佩心代表筹委会宣读了“抗协”的宗旨，即以协作精神，实现绥远文艺界的联合，提高人民抗 日救亡的觉悟，推动救亡运动。大会决定，通过发行刊物，把祖国边疆抗战救亡的消息传送给内地人民，将内地的消息介绍给边疆人民。决定把半月刊《燕然》文艺 杂志作为“抗协”的会刊，以更贴近抗日救亡的内容，以崭新的文风，为绥远抗战擂鼓助威。大会选出由21人组成的“抗协”理事会，理事会定期召开文艺界座谈 会。文/钱占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