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拉特地域跨越阴山，南连河套平原，北有广袤的乌拉特草原，不仅矿产丰富，也是河套文化的宝库。
河套文化是一个大的区域文化体系。河套一词最早见于《明史》，其言“河套者，周朔方，秦河南地……东距山西偏关头，西距宁夏，可二千里”，“大河三面环之，所谓河套也”。河套是我国古代诸多游牧民族繁衍生息的故乡，也是各民族军事集团纷扰征战的疆场，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河套文化的发祥之地。但诚如一位专家所说：“作为一种地域文化，古代河套文化的发祥地绝不仅于上述‘二千里’的范围，起码应当包括阴山及阴山以北的辽阔北方各游牧民族。它的内涵十分丰富，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冲突与融合，草原、黄河、阴山、长城的变迁，此起彼伏的烽烟战火，牧笛、胡笳、拓荒号子，交织成古代河套文化编年史上最撼动人心的精彩篇章。”事实正如此，自春秋战国时期，被称作“河南地”的河套及阴山和以北草原即密不可分地连在一起，成为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以及游牧民族之间的征战之地，金戈铁马及烽火狼烟中，演变着战争与和解的错综复杂，反复交替的历史，在不断地接触、摩擦和融合中，经历着以草原、阴山、河套和黄河为载体的河套文化的创造过程，留下了许多灿烂多彩的历史文化遗存。
《史记·匈奴列传》记载，“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今天赵长城在乌拉特境内阴山之中遗迹可见，雄风犹存，而高阙塞就在今乌拉特后旗呼和温都尔镇那仁乌布尔嘎查境内达坝图山口西侧山冈上。高阙塞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北方军事要塞，多次战争都以夺取此要塞为目标，《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三十三年，“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胡人”。《汉书·武帝纪》载：“汉武帝元朔二年……汉武帝遗将军卫青、李息出云中，至高阙……”《史记·匈奴列传》载：“汉以卫青为大将军，将六将军，十余万人，出朔方、高阙击胡。”对高阙塞的地形及军事价值，北魏地理学家兼文学家郦道元著《水经注》有过这样的描述：“山下有长城，……其山中断，两岸双阙，善能云举，望若阙焉，及状表目，故有高阙之名也。自阙北出荒中，跨山结局，谓之高阙戌，上古迄今，常置重捍，以防塞道。”高阙塞后为古时历朝历代作军事要塞沿用，也多为历代诗人骚客吟咏，如明朝诗人卢楠诗云：“高阙塞头战旗横，居延川里少人行，黄沙欲渡李陵墓，明月长悬苏武城。”
回到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秦始皇遣大将军蒙恬夺取河套地区，为抵御匈奴袭扰，一面对赵长城维修延用，一面自高阙向西，沿阴山修筑“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的“万里长城”，在这里经今乌拉特后旗和磴口县境，进入阿拉善盟境内贺兰山中。这段长城后又为汉朝维修延用，故称秦汉长城。但汉朝占领“河南地”后，在阴山南北所建立的军事防线，决不仅限于对“故秦时蒙恬所为塞”的维修沿用，而是以更大的气魄修建了更为浩大的军事防御工程。
《汉书·武帝纪》载：汉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汉武帝“遗光禄勋徐自为筑五原塞外列城，西北至庐朐”。“庐朐”指阿尔泰山南麓某地。“塞外列城”即修在塞外的长城，后被考古学界称为汉外长城。这汉外长城修筑了并列的两条，分南线和北线，南线由今包头市达茂旗新宝力格苏木向西沿伸，进入乌拉特草原，在乌拉特后旗境内经巴音前达门苏木、宝音图苏木、乌力吉苏木西北境，逶迤进入蒙古国境内；北线由今包头市达茂旗红旗牧场向西北延伸，进入乌拉特草原，在今乌拉特后旗境内经巴音前达门苏木、宝音图苏木、乌力吉苏木转向西北，由乌力吉苏木的沙尔扎格、呼伦陶力盖西北，进入蒙古国境内。汉外长城在草原大漠腹地，多为夯土而筑，个别地段就地取材用石头砌垒，或外砌石内填土，如乌拉特后旗乌力吉苏木境内一段北线长城即用戈壁滩上的片麻岩和石块交错砌垒，至今尚保存完好。
两条汉外长城上或附近筑有若干座城障塞亭及烽燧，乌拉特后旗境内较著名的城障有朝鲁库仑、青库仑、乌兰库仑，再根胡图克库仑、蓿亥古城等，至于小的塞亭及烽火台遗迹多处可见。因“塞外列城”为汉朝光禄勋徐自为所筑，又称光禄塞，史书记载光禄塞上筑有光禄城，但光禄城究竟在哪里，汉外长城的诸多城障中哪座叫光禄城，一直是史学家们关注和探讨的问题，不久前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所长魏坚教授带领9位博士、硕士研究生，深入乌拉特后旗境内汉外长城遗址进行考察，初步确认位于汉外长城南线，乌拉特后旗潮格温都尔镇西尼乌素嘎查境内的朝鲁库仑即为光禄域遗址。
《汉书·地理志》五原郡固阳县下注称“北出石门障得光禄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头曼城，又西北得虞河城，又西得宿虏城”。过去有专家考察后认为，这座朝鲁库仑或许就是宿虏城。究竟是宿虏城还是光禄城，还有待专家们进一步考证。
“朝鲁库仑”，汉语意为石头城，是乌拉特境内建筑规模最大的一座汉代古城，基本呈方形,四面城墙长度约126~128米,现南城墙基本保存完好，墙基宽5.5米，墙顶宽2.5米，城内筑有马道，有数座房屋遗迹。通过对城内采集到的青铜箭镞、铜渣及小坩埚、铁器、绳纹板瓦和简瓦片、糜子及马牛羊骨等物件分析得知，此为汉代古城无疑，但后曾被西夏利用，也可能是当年成吉思汗征西夏时的攻克之地。
乌拉特的历史文化始终在吸引着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他们探索的目标绝不止于古长城遗址，还要循着种种文化遗痕，去触摸更为茫然久远的历史。
经专家考察后声名远播的距今17000万年前的巴音满都呼恐龙化石群，就在乌拉特后旗巴音戈壁苏木境内，考察证明：这里是中国及中亚最丰富的原角龙化石产地，也是最大的晚白垩纪恐龙化石产地。
据王建平编著的《河套文化从远古走来》一书记载，4000余年前的青铜器时代，今乌拉特后旗获各琦苏木境内的获各琦矿区，还是古代铜的开采及冶炼之地，“获各琦”蒙古语意为“铜绿山”，考古发现这里有6处炼铜灶，挖掘整理后认定为商周时期的大型炼铜炉，并有10处古代采矿坑道。由此可推断古代这里曾是鄂尔多斯青铜器原料生产基地之一。
专家考证，从旧石器时代起，今乌拉特后旗就有了人类活动的踪迹，到新石器时代，已有“河套人”先祖的多少个部族在这里繁衍生息，自夏商到西周王朝，这里活动着荤粥、猃狁、土方、鬼方、山戎，林胡、楼烦等上百个部族；春秋战国时期，匈奴于此崛起，以后有鲜卑、回鹘、党项、突阙、蒙古等民族游牧于阴山南北，多民族（部族）在相互接触、摩擦和交融中，共同创造了多彩多姿的牧猎文化，散布在阴山之中的形象各异的岩画，就是他们留下的文化遗存。乌拉特后旗是阴山岩画较为密集而精彩的区域，主要分部在旗境东南部，早在1978至1979年，著名岩画专家盖山林先生专门对乌拉特后旗岩画进行过为时两年的考察，认为“这一带岩画最早者可至新石器时代，稍晚者是青铜器时代的匈奴岩画，最晚者是明清之世的蒙古族岩画”。主要岩画群有大坝沟岩画、巴日沟岩画、布尔很哈达岩画、炭窑口岩画，以及后来发现的宝尔汗山岩画、滴水沟岩画，旗境北陲的巴格毛都岩画等。
阴山千里画廊中，最令人惊叹的精品名作就是乌拉特后旗巴日沟岩画中的《群虎图》，此岩画高1.26米，宽3.45米，凿刻在沟东壁灰白色石壁上，盖山林先生当年发现了这幅岩画后欣喜不已，他著文用生动的文字进行了描述：“这幅画，无论从构画之完整，造型之优美，不仅在阴山，在世界范围内亦为不可多见的稀世之珍。画面以主要位置凿刻了五只老虎，虎身满布曲条纹，最左面是一只身躯粗短的虎形，往右看四只虎形依次排列……各个虎形大小有别，形态各异。以头部而论，或眺望，或回首，或两头交互一起……”真是妙不可言，美不胜收！“巴日”在蒙古语中意为“虎”，“巴日沟”就是“老虎沟”，定是因这幅惟妙惟肖的岩画而得名。此外炭窑口岩画中的《虎噬牛图》，布尔很哈达岩画中的《穹庐毡账图》,也颇具内涵和妙趣；大坝沟的崖畔峭壁上，一幅幅奇特的画面更令人目不暇接，盖山林先生描述说，“有奇形怪状的面具，类似双眼的图形、符号，类似男子阴茎的崇拜物，兽面形，云团，月亮和星星，骷髅形，日月星辰，神灵，人脚印，马、狗、鹿，奇异人形，天神像等”。这些图像让人对古代生活在这里的先民的生活和意识形态产生无限的遐想。
河套文化自远古走来，我们再由远及近，回到中国历史上的唐朝与以漠北草原为中心建立的突阙汗国征战时期，那时阴山南北是唐朝与突阙作战的重要战场，突阙退守出没之地，今乌拉特后旗境内发现多处突阙墓就是佐证。《隋书·突阙传》记载突阙葬俗，人葬后墓前立石以表战功，作战时，“尝杀一人，则立一石，有至千百者”，所立之石被称“杀人石”。今乌拉特草原上发现的突阙墓多数墓前都立有这种“杀人石”。
清朝，乌拉特后旗曾是内蒙古西北地区著名的黄教圣地，乾隆年间始建的巴音善岱庙曾是著名的北方名刹，全盛时住有僧众1500余人，曾设密宗学部、菩提道学部、启明学部、医学部、宗教哲学部、时轮学部计6个学部，在当时宗教界享有很高的地位，其遗址在今获各琦苏木乌宝力格嘎查境内。另有别力盖庙建于乾隆年间，庙址在今巴音宝力格镇乌兰嘎查境内；善达古庙建于清康熙15年（公元1677年），是乌拉特后旗境内建立最早的寺庙，清政府曾赐扁封为“咸化寺”，庙址在原乌盖苏木所在地，亦称乌盖庙，是现今乌拉特后旗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经常开展各种佛事活动，常有信众朝拜游览。
综上所述，乌拉特后旗是多种文化碰撞、交融的前沿，有着草原边塞文化深厚的底蕴，是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形成起过重要作用的区域。
草原深处的古榆树，也都蕴含着历史文化的内涵，史料记载，秦大将蒙恬驻守河套时，曾“累石为城，树榆为塞”，以榆树构成军事防御的“绿色长城”，说明古时这里曾是榆树成林的地方。
草原上的戈壁奇石和硅化石更是异彩纷呈，被我国赏石界视为无价之宝的奇石“小鸡出壳”即产自乌拉特后旗境内的玛瑙湖，享有盛名的奇石上品“满汉全席”、“先祖”等也都出自乌拉特后旗这片藏珍聚宝之地。
这些大自然的赐予加上人们的探索与发现，更为乌拉特后旗历史文化宝库增添了熠熠光辉。